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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的远航

来源:UC论文网2019-05-18 10:20

摘要:

  父母:科学素养的启蒙者曾溢滔出生在广东顺德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他从小养成了喜欢思考的习惯。家里养了鸽子和猫,曾溢滔就问父母为什么猫生下来的是小猫,而鸽子生下来的却是蛋?邻居每年春天总会送几条蚕给他喂养。曾溢滔发现蚕宝宝吃了几天桑叶会停下来,然后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睡眠”了,蚕宝宝一生中要“睡眠”四次,每次“醒”来就长大一些。于是,曾溢滔很天真地问父母:如果想办法让它们多“。。。

  父母:科学素养的启蒙者曾溢滔出生在广东顺德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他从小养成了喜欢思考的习惯。家里养了鸽子和猫,曾溢滔就问父母为什么猫生下来的是小猫,而鸽子生下来的却是蛋?邻居每年春天总会送几条蚕给他喂养。曾溢滔发现蚕宝宝吃了几天桑叶会停下来,然后昂着头一动不动地“睡眠”了,蚕宝宝一生中要“睡眠”四次,每次“醒”来就长大一些。于是,曾溢滔很天真地问父母:如果想办法让它们多“睡”几次,岂不会长得更大……


  作者:王丽云


  对于他没完没了的“为什么”,父母不仅不反感,还不断地鼓励与支持。他们鼓励曾溢滔把幻想与求实结合起来,不仅动脑也要动手,以拓展思维能力。父亲言传身教,在家里教他安装电灯、修理无线电收音机。在父母的鼓励下,曾溢滔从小喜欢动手做,什么事都想亲自摸索。家里养的金鱼,他把它们抓出来放进空瓶里观察,结果金鱼死了。有一次,曾溢滔还把一包养花的肥料全部溶化后,一下子都浇到花盆里,他天真地以为营养丰富了,花朵可开得更大、更香。谁料到第二天盆里的花朵反而枯萎了。类似这样的“实验”曾溢滔确实做了不少,但每一次幼稚的失败都得到父母的宽容与开导。


  恩师:科学路上的领航人


  11岁那年,曾溢滔怀着对科学求索的好奇考上了初级农业中学,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广州仲恺高级农业学校。让他真正踏上生物科学道路的,应该是1956年。那年,曾溢滔在仲恺农校蚕桑专业读二年级。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他拜读了华南农学院蚕桑系著名教授杨邦哲和唐维六有关培育家蚕品种的论文。钦佩之余,曾溢滔总觉得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曾溢滔毅然写了一封信给两位教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没过几天,唐维六教授竟坐车换船到学校找曾溢滔进行讨论。从此,曾溢滔和唐教授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师生关系,凡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下一步学习的打算,曾溢滔都一一写信或当面向唐教授讨教,而唐教授则尽可能给曾溢滔指导,点拨。


  在恩师的指点下,曾溢滔的学科视野打开了。1957年,在唐教授的推荐和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谈家桢教授的努力下,几经波折,曾溢滔得以破格直接报考高校,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复旦大学生物系。


  在大学阶段的学习生活中,曾溢滔获益最大的是领悟到了谈家桢教授重视基础教育的教学思想和育人方法。1962年,曾溢滔大学毕业后考取了刘祖洞教授的研究生,最终选择了血红蛋白生化遗传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


  而今,每当回想成长的道路,曾溢滔总会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当年有唐维六、谈家桢和刘祖洞教授这样热情无私的长者不断提携和指导,我的科学研究也许不会选择现在的方向。可以说,是他们为我树立了科学的路标。”


  血红蛋白研究:扬帆远航的起点


  复旦大学遗传所当时在血红蛋白方面做了一些国际前沿性研究工作,但暴风骤雨般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血红蛋白研究工作被迫完全中断,曾溢滔也作为毕业研究生分配到上海市第一结核病总院(现为上海市肺科医院)搞针刺麻醉研究,直到1978年。1978年夏,曾溢滔与夫人黄淑帧在上海市儿童医院筹建“医学遗传研究室”。研究室成立第三天就接待了一位来自也门共和国的女留学生,她患有严重贫血,在国内很多医院都诊断不出病因。曾溢滔夫妇带着年幼的女儿曾凡一住进了没有通风设备的简陋实验室,靠几件破旧的仪器和一台自己动手制作的高压电泳仪,不分昼夜地实验,终于成功地诊断出该留学生患有地中海贫血合并镰形细胞贫血病。这成了我国第一例血红蛋白化学结构分析病例。


  科研的旗开得胜大大鼓舞了曾溢滔夫妇。1978年,中国遗传学会全国血红蛋白研究协作组成立,由曾溢滔领衔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学遗传研究室倡导并领导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异常血红蛋白病和地中海贫血的普查,阐明了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和地理分布,为研究室赢得了国际声誉。


  1981年4月,曾溢滔应邀赴美进行合作研究。在短短8个多月时间里,他前后发表了13篇学术论文,成绩斐然。回国后,曾溢滔与黄淑帧一起,带领科研团队,与全国70多家兄弟单位协作,完成了131个家系的异常血红蛋白化学结构分析工作,发现了8种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新型血红蛋白变种,填补了中国在世界异常血红蛋白分析版图上的空白。短短3年,研究所在血红蛋白分子病的研究中获得了7项成果,4次获得了卫生部和上海市重大成果奖。


  从人的产前诊断到牛的性别控制


  作为一名科学家,不仅要钻研业务,更要有社会责任感。曾溢滔曾经遇到一个接受输血的脸色苍白的小孩。小孩的父母告诉曾溢滔: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第二个孩子又患上了同样的血红蛋白病,为了给孩子输血,已经倾家荡产了。曾溢滔敏锐地意识到:在目前大多数遗传疾病尚无根治方法的情况下,对患有严重遗传疾病风险的胎儿进行产前基因诊断,以杜绝患病胎儿的出生,无疑是最有效的优生措施。


  强烈的科学责任感和澎湃的创新激情驱使曾溢滔审时度势,将科研的重心转移到对常见的、危害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的产前基因诊断上来。医学遗传研究室先后建立了多项基因诊断新技术,率先在国内完成了地中海贫血、苯丙酮尿症,血友病B、进行性肌营养不良和亨廷顿舞蹈病等遗传疾病的产前基因诊断,为那些曾经痛苦不堪的家庭带来了一个个健康的孩子。鉴于上海市儿童医院医学遗传研究室在我国基因诊断领域的突出贡献,1987年卫生部在该研究室成立了“上海-中国遗传医学中心基因诊断部”。


  当与性别有关的遗传病产前诊断获得成功的消息发布后,北京农学院胡明信、吴学清教授希望与曾溢滔合作,研究奶牛胚胎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技术,因为谁都希望生下来的奶牛是母的。想到能把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嫁接到农牧业,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和菜篮子工程服务,曾溢滔毅然答应了。他想:人和牛都是哺乳动物,人能用DNA探针鉴定胎儿性别,牛是否也可以呢?他带领研究所的同仁整整花了6年时间,用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上万次实验,技术路线一次次创新,研究终于成功了。这项具有20世纪90年代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成为当年中国农业十大新闻之一,并于1992年和1993年先后荣获上海市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从转基因牛羊到“人-山羊嵌合体”


  1984年,中国科学院施履吉院士提出用哺乳动物乳蛋白基因的启动来控制外源基因,使其分泌的蛋白只在乳腺得到表达,这样就可以既不影响哺乳动物正常的生理代谢,又能从动物乳汁中获得转入的外源基因的产物(包括药物,人体必需的白蛋白等)。但是,施院士的创造性思维起初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1991年,世界上第一头转基因牛问世:1992年,第一头乳腺表达外源基因的转基因羊出生。


  一个诞生于中国的科学原创思想,最终却在国外开花并结果,怎能不令充满民族责任感的中国科学家感到痛心?于是,曾溢滔制定了一项长远的动物转基因研究规划。为此,他在上海郊区建起了动物试验场,组建了科技攻关队伍,还特地把在美国从事另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的妻子黄淑帧调回研究所,由她负责转基因动物的技术攻关。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研究转基因羊,希望出生的转基因羊能在其乳汁中分泌出人类所需的外源基因产物。这样,一头转基因羊就是一座价值连城的“大工厂”。黄淑帧教授带领她的科研团队,建立了一条创新的“整合胚移植”转基因技术路线,获得了一批乳汁中含有活性的能治疗血友病的人凝血因子IX蛋白的转基因山羊。这项成果被两院院士评选为1998年“中国科技十大进展”之一。


  考虑到牛的产乳量几乎是羊的20倍,他们接着进行了转基因牛的研究。1999年2月19日,带有人血清白蛋白基因的转基因试管牛――“滔滔”在上海奉新牧场降生了,赢得世界一片掌声。这项成果被两院院士评选为1999年“中国科技十大进展”之一。


  面对鲜花和掌声,曾溢滔带领的科研团队没有陶醉,更没有止步不前。他们在先前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又把科研工作扩展到干细胞领域,首次研制成功人源细胞可在山羊体内长期存活的“人-山羊嵌合体”,为保存和扩增人源于细胞提供了一种活体仓库,也为深入研究干细胞在活体内的生物学行为、疾病的产前治疗和异种器官移植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技术途径。该项科研成果被科技部和中国科协评为2006年度“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之一。


  是优秀的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管理者


  曾溢滔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人才。他始终信奉一句名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作为一所之长,他善于优势组合,用人之长,他要的是1+1>2的效果!他不搞论资排辈,而是量才用人,发表论文时不以学历排先后,而是贡献大者为先,培养出了一批业务骨干。他们用自己的无形资产去争取国外的有形资金,以此发展自己的学科,建立一流的实验室,造就一流的科学家,诞生一流的科研成果。


  30多年来,研究所科研工作硕果累累,并实现了部分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了加速高新技术的产业化,20世纪90年代初,曾溢滔就理智地提出“科农结合、国家集体联营”的发展思路,首先在奉贤建立了高新技术企业,后来又在松江建起占地200亩的现代化产学研基地。目前,优质良种奶牛胚胎已批量生产,还诞生了多种转基因克隆牛,为实现“动物药厂”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假如我是他”的思维法宝


  曾溢滔自幼就有勤奋读书的习惯。在书海的畅游中,聪慧的曾溢滔逐步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思维习惯和读书方式,那就是“假如我是他”。他读文章,从不盲目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不轻易去接受作者的结论,而是边读边想:假如我是作者,我会怎样想,如何写,做出什么结论。读科研论文时,他通常也是先看材料和方法部分,再看结果,但不急于阅读其讨论部分,而是仔细思考:用该论文的材料和方法,能否获得该文的结果,该如何讨论这些结果。然后阅读讨论部分,并与自己的想法进行比较、分析。


  “假如我是他”既是一种思维换位艺术,也是一种不断进取,挑战自我的动力。每一次思维换位都让曾溢滔多一份收益,每一次深入思考也往往激发起他的创新灵感。他想得早一些,想得多一些,想得远一些,因而常能预见困难并尽早想方设法予以避免或克服。


  “假如我是他”也是曾溢滔对学生和同事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在处理各种关系时,用“假如我是他”的思维方式,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想,就容易把团队带好。曾溢滔给在美国宾州大学医学院攻读医学和理学双博士学位的女儿曾凡一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总结我几十年的经验,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自我学习和锻炼的方式。你可以用这种办法试试当教授、当校长,还可以试试当议员,当总统。这是你的自由和权利,也是自我培养、自我提高的有效手段。”


  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假如我是他”都是曾溢滔的思维法宝,也是他既精于科学又重于人文的高明之处和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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